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（2/13）
不满足于既得的社会与经济利益，渴求政治上的显达。赵郡李孝伯三辟功曹不就，谓“功曹之职，虽曰乡选高第，犹是郡吏耳。北面事人，亦何容易”。
州辟主簿，月余辞官，曰：“州郡之职，徒劳人也。”[2]；渤海高翼为山东豪右，赞其子高昂曰：“此儿不灭我族，当大吾门，不直为州豪也。”[3]当然，地方豪族的上升需要
一定的历史机缘，赵郡诸李以仕魏至显，成为北魏的名家大姓；渤海高氏佐高齐而立，也成为北朝后期的名门望族。
就名家大姓而言，家族内部的情况也互有差别，北魏后期范阳卢氏中的卢玄一支，是典型的名家大姓；而同一时期的卢溥一支，则更具有地方豪族的特征。即使是同一家族的同一
支系，在不同历史阶段也会表现出不同的社会风貌，十六国和北魏前期的荥阳郑氏，地方豪族的色彩较为浓烈，而太和以后，这一家族作为名家大姓的表征则更为突出。
总的说来，名家大姓多在不同程度上兼有地方豪族的特征，即在入居显宦的同时，仍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自身的土著根基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名家大姓是地方豪族发展的一个较高
层次。
魏晋之际是士族社会逐步发育成熟的一个历史时期，也是中古门第确立的一个关键阶段。就北方的情况而论，地方大族的发展状况并不均衡，在众多的“新出门户”中，河南大族
的比例很高，以玄风相扇，以官冕相尚；而河北大族中，除范阳卢氏、清河崔氏等个别家族进入上层统治圈，成为名家大姓外，多数大族尚未发育成熟，时人每言“河北少人士”
，“每以三品为中正”[4]。北方大族间这种文化与地域间的差异，决定了他们在两晋之际不同的政治取向，也深刻影响了北朝的历史。
永嘉之乱以及五胡在中原的统治改变了中古社会的历史走向，也打断了北方大族固有的演进过程。在这场空前的社会变乱中，作为北方世家大族的两个不同类型，地方豪族与名家
大姓的政治动向不尽相同。
永嘉之乱后，晋室迁祚，中原板荡，大量地方豪族聚集乡曲，结坞屯堡，以为自存之计。但是，出于各个豪族所固有的地方利益，他们之间很难结成统一有序的政治与军事联盟，
坞主间“各以诈力相攻击”[5]。祖逖北伐所面临的一个最为棘手的问题，就是设法弥合北方坞主间的矛盾冲突，协调行动，共御石赵。以分散的宗族武装，很难长期抵御精悍的北
方胡骑。因而在北方局势粗安的情况下，胡族政权的策略逐渐由杀戮转为招抚时，大量地方豪族纷纷放弃抵抗，接受胡族政权的羁縻，出任地方守令，成为这一时期社会基层组织
的主要维系者。当然，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也为一些豪族的上升提供了广阔的政治空间，勃海封氏、渤海高氏、以至于赵郡李氏等家族在魏晋时期寂无人物，均不是什么特别显赫
的门第，但通过十六国时期的积累与发展，在北朝都进入了名家大族的行列。
与一般地方豪族不同，北方地区的名家大姓出于自身的门户渊源和文化背景，从八王之乱开始即被卷入西晋上层统治集团的争斗与倾轧之中。在这种历史惯性的作用下，大姓名士
采取结坞守境者并不多见，他们往往与胡族统治集团的上层发生更为直接的联系[6]。石赵政权中，河东裴宪、渤海石璞、荥阳郑系、颖川荀绰、北地傅畅、中山刘群（刘琨之子）
、清河崔悦、范阳卢谌等名士，均“见擢用终至大官”[7]；前燕“以河东裴嶷、代郡鲁昌、北平阳耽为谋主；北海逢羡、广平游邃、北平西方虔、渤海封抽、西河宋奭、河东裴开
为股肱；渤海封奕，平原宋该、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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