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五十六章 驱龙入海（1/3）
b; 有意思的是，文祥的《密陈大计疏》，也是光绪元年，即1875年的事情。
汉、满各自最有洞察力的两个人，同时认识到了，中国在制度层面和西方诸强的宏大差距；而郭嵩焘还认识到了：不同的经济基础，决定不同的上层建筑。这一点，郭嵩焘的意见，又过于文祥了。
郭嵩焘对于关卓凡“另起炉灶”的假想，感到如同看见了另一个自己从浓雾中走了出来——就是那种头脑中有隐约的形象，口中却难以名状，成果被人家明明确白活生生地摆在了眼前的感到。
那份痛快和惊喜，无可言语！
正是！本来的那个“制度”，既然已经**不堪，也不知道如何变戏法叫它焕然一新，索性完整不搭理他；在旁边建立一个全新的“制度”，你过你的，我过我的。
在这个过程中，一点一点抽旧“制度”的血，慢慢地“阴干”他，等到新“制度”茁壮长大了，旧“制度”也就自然逝世掉了！
最紧要当然是不要叫新“制度”沾染旧“制度”的病菌，大家离得如此之近，如何做成功的“隔离”？
要害有两个。
一个是用人，要分得清“新人”和“旧人”，新“制度”必定要用“新人”。
一个是新“制度”里边，要有足够的新鲜空气，保证“新人”不会“泄气”而变成“旧人”。
这方面，郭嵩焘是有切肤之痛的。
就是他赴山东烟台等地。查办隐匿侵吞贸易税收的那一次。
郭嵩焘在当地设局抽厘，可是用人不当，他任命的厘局绅董私自增长了名目，大肆剥削商旅，竟至产生福山县的商民怒捣厘局、打逝世绅董的事情，这也成为僧王和文煜攻讦他的重要口实。
这个事件，正好成为郭嵩焘品评肃顺的那段话的尽好注脚。
郭嵩焘谈及此事，长叹一声。说道：“真正是‘请君进瓮’！”
曾国藩对郭嵩焘有一个评价，是“为难繁剧”，意思是郭嵩焘只合适出主意当高参，分歧适做政务官。
这个评价，关卓凡认为，只说对了一半。
郭嵩焘有书赌气是真的，可尽非没有任事之能。他不论在山东还是广东，清算积弊、整理政务，都是吹糠见米。而郭嵩焘的“问题”。也正是他不论到哪儿，总要“清算积弊、整理政务”，也就因此得罪当时当地的官场。包含处理不好和上官的关系。
在天津。和僧格林沁不睦；在山东，和文煜不和；在广东，和瑞麟不搭调，都是由于这个原因。
就是说，以郭嵩焘的性格和见识，在旧“体制”中。确实“为难繁剧”。
在新“体制”中呢？
郭嵩焘这种人，难道还嫌太多不成？
何况，在关卓凡的假想中，“顾问委员会”履行“垂直治理”，并不需要和北京的其他衙门产生过多的接洽。“顾问委员会”接洽的对象，重要是各地的“新政”。
“顾问委员会”需要的权利。由关卓凡出面，拿过来交到“主任委员”手里。
所以，应当可以扬郭嵩焘所长，避郭嵩焘所短。
郭嵩焘的“出身”，对“顾问委员会”早期的工作，也有特别的赞助。
一般认为，郭嵩焘出身曾国藩幕中。但是，郭嵩焘尽非曾的普通幕僚，他在湘系中，有超然而奇特的地位。
郭嵩焘的年纪，固然小曾国藩七岁，但两个人却算是“同学”，他们都曾在岳麓书院读书，时间上是有交集的。
最重要的是，曾国藩的“出山”，是郭嵩焘一力促成。
洪杨乱起，文宗敕令丁忧在籍的曾国藩兴办团练，曾国藩迟疑未定。郭嵩焘几度登门，重复劝告，曾国藩终为所动，出面创办湘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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