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九八章 我亦不必再内疚神明了！（2/2）
的推荐，在短短的一个月内，文宗数度接见郭嵩焘；不久，便有旨意，命郭嵩焘进直南书房，并当面温谕，“南斋司笔墨事却无多，然所以命汝进南斋，却不在办笔墨，多读有用书，勉力为有用人，他日仍当出办军务。”——这是不拘资格、筹备大用的征兆。
果然，没过多久，文宗即命郭嵩焘至天津前线僧格林沁军中“帮办军务”，而且明谕，郭某的身份“平行”于僧王——这几乎就相当于没著名义的监军了。
同年十月，郭嵩焘又奉旨前往山东沿海，做大规模的税务整理。
肃顺、文宗之所以重用郭嵩焘，除了对他本人的观赏外，也有一个抑满扬汉、支撑湘系的大背景在，可是，这一层，深为一向鄙弃汉人、文人的僧格林沁所不满和抵触；整理山东沿海的贸易、税收，更是把山东的大、小官员，从巡抚到胥吏得罪遍了，终极，在僧格林沁和山东处所的联合攻讦下，郭嵩焘被迫往职。
回到北京，受到“降二级调用”的处分，郭嵩焘仍回南书房。不过，跟之前已经大不雷同，此时的他，等同投闲散置，真的就是“司笔墨事”了。
对于肃顺和文宗的不能支撑自己到底，郭嵩焘未必没有牢骚，他感叹“虚费两月搜讨之功”，“忍苦刻苦，尽成一梦”；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则说，“久与诸朱紫周旋，语言进退，动辄生咎。”
不过，对于自己的左迁，他还是“懂得”的：毕竟，朝廷倚僧王为长城，自己说到底不过一个翰林院编修，彼此真的产生了不可协调的冲突，朝廷只能选择就义自己。
对于肃顺和文宗的知遇，他依旧是感谢的。
由于肃顺的知遇之恩，对于旺察氏母子的境遇，郭嵩焘实在是非常同情的，心里也是非常不好受的，可是，他什么也不能做。
肃顺的事情，太敏感了！
辛酉政变，是上位者之间的倾轧，不但是满洲人自己“闹家务”，更是爱新觉罗氏自己“闹家务”，肃顺遗属的待遇，为是次“闹家务”的一部分，自己一个汉员，无论如何，不能参与。
文祥对肃顺的儿子，可以大慷慨方的“法外施仁”，那是由于，文祥不但是满洲人，是爱新觉罗最重要的家臣，更是由于，文祥本人，就是辛酉政变最重要的主持者之一，因此，他对肃顺的儿子“网开一面”，不会引起任何猜嫌。
假如换了自己这个曾经受过肃顺知遇之恩的汉员这么做，十有**，就成了“勾连谋反大逆”了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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